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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村溯源

2012/6/28 10:13:44

   从新石器时代到唐宋的几千年间,包括南村地区在内的番禺基本处在一个没有文字记录的传说时代。从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这里的古越族土著居民生活在江海交汇、岛屿众多的的大谷围北部岸边,以打鱼和耕作为生,过着或“浮家泛宅”或陆上定居的生活,可能在珠江环绕的大镇岗北麓高地已经有了零星的定居点。

     南越国被西汉灭掉以后,南越国都——番禺城一度被焚毁,一直到三国时期都未能恢复,不少历史学家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分析认为,东汉的番禺县城很可能一度迁到今番禺区市桥城区以北的钟村、南村、大石一带,近几年这一片范围内就在小谷围、大石飘峰山、钟村镇屏山村、南村员岗村、沙头村、崩砂岗等地出土了多处东汉古墓葬等历史遗址。1993年和2000年,员岗村民先后在大镇岗北侧,发现了三座东汉古墓,这是南村辖区内至今发现的最早历史遗迹,说明南村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东汉。

    汉唐之间,包括番禺大谷围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有了初步的开发。东晋时期的陈元德将军以军事征讨的形式进入该地区,据说其后代迁居到大谷围岛中央的坑头一带,陈元德从而成为这一带不少陈姓村落的祖先(坑头以及后来石楼、赤岗、练溪、梅山、水坑等诸乡陈姓宗族村落),坑头也可能是番禺最早开村的聚居点之一。

    坑头处于市桥台地的浅地中,水源较好,属地形平缓的丘陵地,有水源,地开朗,阳光充足,沙泥质土,有肥便可丰产,较易避洪水,台风侵袭。因地处南流入海之山溪(俗称山坑)源头而得名。据同治《番禺县志》记载:陈元德,东晋秦州南安源道县人(今甘肃陇西县)生于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年),历仕孝武帝、安帝、恭帝三朝,征战有功。隆安三年(399年),元德与辅国将军刘牢之奉诏进计孙恩之乱,以功擢升建国大将。时值卢循攻陷广州,元德奉命征讨,未果。元熙二年(420年)刘裕篡晋,元德弃官携妻小避居番禺白水坑,后迁坑头。卒于宋孝武帝大明七年(463年),子孙蕃衍,今石楼、赤岗、练溪、梅山诸乡陈姓,皆其后裔。今水坑西北将军山(鸿鹄岭)有“晋始祖建国大将军陈公墓”。 

    唐宋时期,由于对外交往的频繁,使番禺大谷围大镇岗北麓沿珠江河道地区也陆续出现了多处寺庙(不少村落中的观音庙前身即为佛寺),不少居民点就围绕在这些庵寺或道观的周围。早在唐末南汉(917-971)年间,雷峰山上就建起了寺庙,早期的名字叫隆兴寺,是由古代的贾胡(古印度商人)马罗连为酬谢佛恩而创建,周边的早期村落就围绕在寺的周围。
宋代,由于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对外瓷器贸易的需要,在今天靠近珠江边的市头村附近的沙边出现了与对外贸易密切联系的早期瓷器生产基地——沙边窑。 

    沙边窑位于珠江沥滘水道南岸,市头东北面的沙边村,是广州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宋代窑址,现已系统发掘了三处,其中二号窑长45.97米,宽3.4米,另一处被废,一处已被保护,出品和广州西村窑产品类似,兴废年代不详。沿着沙边四面山岗上布满古瓷碎片、匣钵、垫饼等废物。50年代,佛山地区的古窑址调查队曾作考察。1990年3月,又发现了大顶岗窑址,中央考古研究所及省、市博物馆的考察专家相继前往考察。 

    明代初年,明朝大军征服广东之后,政府除将大量的番禺居民列为民籍之外,还在包括今天番禺在内的广东沿海设置军队屯田,由此开始了珠江三角洲新沙田区大规模开垦的过程。这些开发沙田的军队和民众被称为“军户”,广设屯田和编制里甲户籍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使很多垦殖者由此定居下来在他们拓殖的沙田附近以一些山边或高地作为依托聚集并形成了一些较有规模的村落,以石碁为中心的九屯十三乡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今南村辖区内塘步村和市头村的一部分居民的祖先就是九屯十三乡“军户”中的成员。 

    在明代,民间那些没有被朝廷认可的非法民间庙宇叫“淫祠”,按规定是要毁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包括番禺在内的珠江三角洲,许多地方上的庙宇被广东地方官员勒令毁掉了,但后来大多数庙宇又被重建,今板桥村的南海神祠在明代就曾险遭拆毁。

    明初的法律,限制平民祭祖的代数和祭祖用的建筑物,到明嘉靖年间,允许在家庙可以祭祀始祖的牌位,家庙式的祠堂才开始在包括番禺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及其周围兴建。明朝嘉靖年间的这个变化,对于包括南村地区在内的珠江三角洲乃至广东乡村后来形成以宗族组织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到明代中叶,处在南村地区西北部的员岗凭借优越的地理条件和整合各种资源崛起发展成为番禺地区四大名乡之一,并繁盛一直延续到清代。 

    员岗据说距今已有约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传说在唐末时,郑姓建村。南宋,崔氏原藉江西省宁都县的太平乡永清里廖家巷(现改崔家坊),一世祖(太公)名崔诚之,号柏棠公,因连年战乱,与其弟崔巽之在宋朝绍兴丙子年,携眷南迁而定居员岗村,其弟巽之后回江西故里。 

    “员岗盖番禺属地也,去城六七里,峦林耸翠滉漾环萦……是诚一方明秀也……公按地脉,低回于斯久之,而即建籍番禺,卜居员岗。垦辟荒芜,无何而钱银所至,尽膏活矣”。(据员岗《崔氏族谱》) 

    员岗是当年“显社”十乡(今大石、南村镇西部一带)之首,称员岗堡。明清至近代,员岗的经济文化实力在古南番禺地区位列第三,仅次于沙湾、石楼。全村原有人口五千多人,有崔、林、梁、刘、高、张、冯、陈、马、卢、廖、黄、郑、严、杜、何、叶、李等十九个姓氏,其中崔氏人口就占70%。全村共全村有斌华坊、夏阳坊、双翠坊、三台坊、仕路坊、拾桂坊、大元坊、小山坊、文笔坊、塘基坊、鹏程坊、白庙直坊、西河坊、白庙左坊、胜堂坊、腾蛟坊、钓台坊、星拱坊、西城坊等二十四个坊,几十间祠堂,各氏族皆建有大小宗祠。其中建石旗杆夹的崔姓祠堂就有昌大堂、保大堂、朝峦祖、三房祠堂、月庭祖、可亭祖、梁家祠、林家祠、荔洲祖等九座。其它还有敦孝堂、仕荫堂、后奄祖、观全祖、昆山祖(属崔姓)、刘家祠、冯家祠、刘家祠、张家祠、杜家祠、陈家祠等大、中、小型祠堂、厅共132间;员岗昔日庙宇众多,有关帝庙、三界公庙、洪圣庙、天后庙等庙宇遍布全村及周边地区。珠江水围抱员岗全村,依山傍水、村后临浩瀚的珠江,可谓青山绿水四面绕,风景秀丽,明清以来,形成员岗八景:“员岗云鹤”、“小山文笔”、“吉祥云气”、“环桥界练”、“桂林风月”、“稔岗接翠”、“南洋松风”、“石头鱼钓”;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在番禺南村进行考古勘探和发掘时发现明代中晚期家族墓地,出土了广州地区罕见的精美金首饰一套。古墓葬位于茅山岗,为崔氏墓地。墓葬由地面建筑和地下墓室构成。建筑残存有红砂岩石条砌成的台阶与祭台,已遭破坏,零乱堆置着红砂岩石狮、怪兽、卷云纹三角形碑冠、石屋脊模型及莲荷瓦当等构件。在祭台与台阶下面发现3座墓葬,其中两座为同穴双室合葬墓。墓室四壁用平砖砌筑,顶部以特制楔形砖构成,砖间不用灰泥等粘合剂,显示当时工匠的精湛技艺。一号墓上部覆灰砂,砖上模印“崔宅”二字,出土器物有酱釉小罐4件。墓志记载,墓主姓崔,名可亭,生于弘治七年(1494年),卒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二号墓位于一号墓西侧偏北,相距1.2米。女尸的随葬品较为特别,有金束发冠、银簪、金耳坠等首饰和宋代铜钱数枚。三号墓为简陋的土坑墓,随葬一串铜钱,保存较好,有汉代五铢、唐开元通宝,还有大量北宋钱。这次发掘的3座墓葬显然是崔氏家族的墓地。虽然有2座合葬墓出土了墓志,但内容比较简略,因而对墓主生平、家庭情况都不是很清楚。而二号墓女主人头戴金质头饰和耳坠入葬,是广州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其精美程度可与南京等地贵族墓出土的同类文物媲美。 

    官堂主要姓氏有林、刘、马等,现有人口1576人。林姓是本村最大的姓氏,据族谱称:官堂林氏始祖“应时,字未详,存公长子,应时其先固闽人,九牧蕴公之后也,自宋高宗南渡后,迁居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珠玑巷。三世□陷南雄,迁于广州(一谱为失王始事从广州)家于官溪周南里,因曰官堂……宋末、历元、本朝始削藉入番禺,世世相传,谱牒不废,逮我明正统之变多失兵燹之余,堇搜蠹作得其来历,乃知公之所起木本水源,从来远矣。入广始迁实自公始,以公为入广始祖,适来本枝奕叶日益繁蔓,忠臣烈士代不乏人,而官堂林氏之名益著”(番禺官堂《林氏族谱·官堂林氏世系谱·近纪一世》。)

    明末清初,在从明到清的朝代更迭之际,海云寺成为以天然和尚为首的大江南北众多抗清志士的归隐之所,后来发展成为岭南宗教、诗歌、书法等文化重镇。与此同时,番禺地区的蛋民周玉、李荣等人率众起义,不久被平南王尚可喜镇压而以失败告终,为防范郑成功从台湾进袭,建立朝廷可以控制的地方秩序,康熙初年清朝政府下令“迁海”,用军事力量把沿海30-50里的老百姓全部赶到山区,在东部数省沿海地区制造了一条长达几千里的没有合法居住人口的狭长地带。当时的番禺县南部地区也在迁海的范围之内,被强行迁徙,“尽夷其地,空其人”(《广东新语》),导致人们流离失所,田园荒芜,庐舍荡然。员岗村的昌大堂就曾在迁海过程中遭到拆毁,后来重建。针对海禁对广东等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和百姓生计造成的巨大破坏,广东巡抚王来任等清朝地方官员多次上书朝廷要求开放海禁。到了清朝平定“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以后,官府才开放海禁允许沿海百姓回迁到原居住地。 

    明清时期,包括番禺大谷围在内的三角洲平原的沙田区与民田区的交接地带,出现一批大族聚居的乡镇。这些乡镇的大族,一般都占有大片的沙田,依靠沙田的地租收入以及对沙田的控制,使这些乡镇的宗族发展成为一些十分强有力的大族。在这些大族中,沙湾何氏就是首屈一指的一个,它凭借控制大片沙田雄踞珠三角,富甲一方。然而,在1949年以前的番禺人心目中,除沙湾外,能称得上望族的还有石楼陈、员岗崔、南村邬(有地方文史学者认为早期是大石何)并称番禺四大望族,经济上为全县之冠。南山乡、员岗乡与沙湾、石楼并称番禺四大名乡。 

    清末,两次鸦片战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洪兵起义对南村乃至番禺乡村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咸丰七年(1857年) 11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期间,数十名英军乘小船在今南村镇市头村登岸,被当地练勇击毙十多人。大队英军旋至,焚民居,被练勇击退。道光二十二年曾于南村珠江边上的马头岗筑炮台抵御侵略军。与此同时,由外部侵略所引发的内部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咸丰五年六月,洪兵首领林洸隆、李亚计、陈显良分别占据了番禺的钟村、市桥、新造等地区,并围攻广州省城。为抵御英军入侵和镇压洪兵起义南村及周边地区的乡民纷纷组织社学、团练抵御,当时南村地区就有东山社学、蓼水社学、河桥社学等团练机构。
蓼水社学,在大南岗麓,与东山社学相对,咸丰三年(1853年)邬建勋倡建,四十约团练借寓于此。 

    东山社学,东南去永靖营十八里,东北去茭塘属十里,合市头、萝山、南村、板桥,上梅坑、大冈南六约共建。道光年间防夷团练,连沙边、里仁洞、四庄,合称东山九约。
    河桥社学,在河村,东南去永靖营二十五里,东去茭塘属二十里,合陈边、员冈、官堂、塘步、河村、植村、大山、礼村、新村、存善十约同建。(据同治《番禺县志》)

    广东的士绅阶层认为南村一地正居于番禺沙湾、茭塘两巡检司的中心点,地理、军事位置十分重要,便于相互呼应,联手抵御内外敌人,所以在“进剿时借寓于市头蒋、梁、罗祖祠,办善后借寓于蒋世德堂、四勿堂……”,开始以市头蒋氏宗祠为沙茭团练总局局址,后来由进士何若瑶奉宪建立贲南书院并作为茭塘、沙湾两司团练总局的驻地,局绅主要由员岗崔族乡绅和南村邬族乡绅担任,员岗人梁铻沅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被推举为团练总局局长。团练总局拥有武装,征收局费、缉捕、审判、仲裁、等权力,甚至在地方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南村贲南书院、蒋氏宗祠等沙茭团练总局所在地在指挥的平定洪兵动乱和抗击英军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近代岭南地区最著名的团练机构,对广东近代军事格局和乡村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南村地区也成为清末番禺地区实际上的军事、政治中心。据当地的老人回忆,贲南书院后来被日寇炸毁,仅存遗址。 

    抗战后期,广游二支队(后来改编为珠江纵队第二支队)长期在番禺、顺德等地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建立了大片抗日根据地,员岗、官堂等地曾发生多次抗击抗击侵华日伪军的战役。其中,最为激烈的一次是珠江纵队二支队于1944年7月在植地庄与日伪军进行战斗,大队长卫国尧等48位战士在植地庄战斗中英勇牺牲;而1945年(民国34年)1月25日南村七星岗也曾经发生抗击日伪军的战役。植地庄战役和七星岗战役,大大打击了日军和汉奸集团的嚣张气焰,对推动了华南抗日早日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为纪念抗战英烈,政府在南村植地庄东南挞沙岗上修建了植地庄抗日纪念碑、烈士墓。 

    解放战争后期,1949年7月,国民政府番禺县保警一个班10多人下乡征粮,进驻里仁洞乡的一间祠堂。珠江纵队二支队禺南武工队获悉后,集中属下短枪装备的“飞鹰队”,与西区武工队配合,由卫民、潘标、卢虾等指挥,化装成保警,黄昏时突袭祠堂。经10分钟激战,击毙征收员1名,余全俘,缴步枪10多枝,南村地区成为番禺县较早解放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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